我们都有读这样子的一段历史，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懂这些相对需要些学识的学术用语，以及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些意思，就这一点而言，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精力才能够完全去懂更多为透彻的内涵。李渊刚开始坐这个位置之时，其他心里头是没有一个底的，他尽管对自己非常地有自信，可是面对的一个烂摊子，讲一句老实话，当他看到平民那么地困顿，其实是不会想到要向他们伸手的，可是制度本身就是那样子的一种状态，你一个人的怜悯是敌不过现实的，所以只能是另辟其他的路子，也就是除了人减轻他们的负担之外，还应该要重视他们的生产活动跟品质，也就我们现代人所讲到的效率跟成果。
租庸调制从一开始就是好的，起码它对人性化的考虑之处更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是哪一个地方出现了灾情，那么地方上的人员就可以根据具体的轻重情况，来制定出减免或者说直接就是免除的那种处理方式，就凭这样子的一种考量，就不能完全地说它是很不好的一种东西。
为了让更多的壮丁投入到劳动生产之中，当时的皇帝跟大臣们做得最多的还是鼓励，用“庸”来让那些年轻人知道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入役的关键意义在哪里。这里头有些很有意义的东西，就算是放在现代人这边，还是可以拿来一用的，比如说不会因为你少了工作收入就去减免你所要缴纳的那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偷懒，那是你自己搞出来的，除非你是受灾户，不然的话，你还是要缴纳那样子的额度。事实上，现代人不能适用于那种传统制度之下的玩意儿，但这并不表示就不能去从中得到一些有利于当前社会状态的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到达完全不相往来的地步。
从主观因素的不适用，到客观因素之下的不受控，最后所谓的租庸调制自然也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可是在那之前它的存在意义还是蛮受用的，毕竟在那样子的年代氛围之下，均田制也好，租庸调制也好，其存在的意义是相对而言要清晰许多的，可以让平民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你不会觉得这是什么毫无意义之过程，因为它们的存在确实是推动了大唐盛世往更好的方向走了下去，直到完全地不受控为止。
让平民动起来，让那些荒地得到了被开垦出来的机会，对于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收拾烂摊子的不二法门。当时的李渊李世民他们做得相当之好，确实是我们这些看历史的人所愿意跟大伙儿一共去了解到的一段富有意义的历史事件。
唐太宗奖励生产之人，然后自己的这个大家庭也能够更平顺地运转起来。如果当时没有这样子的一层考量，那自己也就不会有那么强大的力量付诸实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