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四千余年前，当大禹历时十三年疏导的河川终于东流入海，泛滥数十年的水患逐渐平息，华夏部落联盟的治理重心，从“治水救民”转向了“定国安疆”。禹会诸侯于涂山，这场被《左传》明确记载的上古会盟，并非普通的部落集会，而是华夏文明从分散部落走向统一疆域秩序的关键转折点。
涂山的选址暗藏深意，它位于今安徽蚌埠怀远一带，地处淮河中游的水陆要冲。这里既远离中原部落联盟的传统核心区，又能覆盖淮河流域的东夷、淮夷部落，恰好是沟通南北、衔接治水沿线各部落的枢纽。大禹选择在此会盟，本身就带着打破部落地域壁垒、整合治水后各方势力的明确意图，《史记》中“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的记载，也印证了此时大禹已经成为各部族公认的共主。
会盟当天，来自九州各地的万余诸侯执玉帛而来，史书记载“执玉者万国”，场面空前盛大。大禹在会上明确确立了“贡赋之制”，打破过去部落各自为政的状态，按照各地土地肥瘠、物产特色划定贡赋等级，同时正式划定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疆域边界，首次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袤土地纳入统一的治理框架。传说中“禹执玉帛，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的典故，也侧面印证了这次会盟已经建立起明确的共主权威，不再是松散的部落协商。
涂山之会后，大禹依托九州疆域推行“行相地宜所有以贡”的治理规则，把治水期间打通的水陆道路、建立的协作网络直接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各地诸侯按照划定的疆域纳贡述职，华夏文明第一次拥有了清晰的疆域轮廓和统一的治理秩序，后世“九州”也由此成为华夏大地的代称。如今蚌埠涂山脚下的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出的大型祭祀台基和礼器遗存，也在数千年后印证了这场上古会盟的真实存在。
这场发生在涂山的会盟，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诸侯集会，更是华夏早期国家形态正式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它把治水过程中凝聚起来的部族向心力，转化为延续数千年的疆域认同，为后世夏王朝的建立铺就了坚实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