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的动荡尘埃落定之后，45岁的顾炎武告别了故乡昆山，踏上了一场长达25年的北游之旅。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游山玩水，他的行囊里没有多少赏景的雅兴，装的全是经世致用的治学志向。嗣祖父早年叮嘱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这份嘱托成了他此后数十年行走山河的行动标尺。
他的游历第一站落脚山东，一待就是21年。初到淮北时遇上连日大雨，他赤着脚在泥泞里走了二百七十里，双脚都肿得无法落地，却依然没有停下行程。在莱州掖县，他在友人家中读到失传已久的宋儒《韵补》，就此深耕上古音韵学，完成了《韵补正》；登泰山、拜孔庙、谒孟庙，沿着儒家文脉完成了一次文化寻根；在章丘置下田舍，一边耕作一边订正《邹平县志》，把纸上的文献和脚下的土地一一对应。他还专程前往淄川，收葬了抗清起义领袖谢迁的遗骨，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在民间烟火里读懂了世道人心的分量。
此后他辗转燕赵大地，六次拜谒天寿山，遍历蓟州、遵化、玉田、永平，远足至山海关考察边防形胜。他用两匹马两匹骡子驮着随行的书籍，走到关隘要塞，就找来退役的老兵和当地百姓询问地形的曲折走向，一旦发现平日从典籍里读到的内容和实际见闻不符，就立刻到街边的客店里翻开书本核对校正。在居庸关，他实地勘察后推翻了前人的旧说，点明“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在古北口，他考证出当地的杨业祠其实是后人误置，还写下了四首诗作记录边塞的风物变迁。十几年间，他把京畿地区的山川河流、地名沿革、府衙建制全部梳理清楚，最终写成《昌平山水记》，时人评价此书“凡亲历对证，三易其稿”。
西行进入山西后，他遍历大同、太原、代州、五台，拜谒晋公祠，结交傅山、李因笃等志同道合的友人，还和友人一同在雁门之北集资垦荒。他反复穿行于太行山间，有时从井陉口入山，有时从飞狐口入山，把明代蓟辽、宣大一线的用兵攻守形势全部实地核查一遍，把过往兵书中模糊的地名和战场，一一在现实里找到确切的位置。晚年他五次踏入关中，被这里“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的风气深深吸引，登华山、游骊山、访乾陵，与李颙、王宏撰等学者谈经论道，最终选择在华阴筑室定居。这里地处关河要冲，足不出户便能知晓天下事，完全契合他“体国经野”的治学理想。
二十五年间，顾炎武把一路考察的所得全部汇入《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著作中。他拒绝了入明史局修书的邀约，始终坚守着“采铜于山”的治学准则——不从故纸堆里摘抄现成的文字，而是到山野民间去采掘最鲜活的史料。正是这场踏遍山河的长途行走，让他最终凝练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之论，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知行合一”的治学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