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皇帝驾崩。十日后，权倾朝野的和珅被嘉庆帝以“二十条大罪”下狱，以白绫赐死。这场震惊朝野的权力清洗，表面是嘉庆帝对贪腐的清算，实则是权力真空期中皇权与权臣的生死博弈。和珅的失败，既源于其对乾隆庇护的过度依赖，也暴露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交接的致命缺陷。
一、乾隆阴影下的权力困局：和珅的“不能、不敢、不愿”
和珅的悲剧，始于他对乾隆庇护的深度依赖。作为乾隆朝晚期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和珅的权势建立在与乾隆的特殊关系之上。乾隆晚年，和珅通过兼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等要职，构建起覆盖财政、军事、人事的权力网络。但这种权势的脆弱性在于：它完全依附于乾隆的个人意志。
“不能”：和珅无法主动推动权力交接。乾隆虽退位为太上皇，但仍通过“训政”掌控实权。若和珅提议乾隆还政嘉庆，不仅会触怒乾隆，更可能被视为嘉庆指使，招致双重打击。例如，乾隆曾言“朕虽归政，大事仍由朕处”，和珅若越界，等于直接挑战乾隆的权威。
“不敢”：乾隆对和珅的监控无孔不入。和珅虽权倾朝野，但乾隆通过粘杆处等特务机构，对其动向了如指掌。和珅若在乾隆生前与嘉庆结盟，无异于自寻死路。历史上，乾隆曾以“结党营私”罪名处死权臣讷亲，和珅对此心知肚明。
“不愿”：既得利益者的路径依赖。和珅在乾隆庇护下，通过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积累起巨额财富（约合清政府二十年岁入的一半）。若主动放弃权力，等于放弃既得利益。这种心理，使他选择“赌”乾隆长寿，而非提前布局。
二、嘉庆的隐忍与算计：四年“实习期”的权力筹备
嘉庆帝的四年“实习期”，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权力回收计划。乾隆退位后，嘉庆虽为皇帝，但军国大事仍需“奏闻太上皇”，甚至嘉庆的朱批需经和珅转呈乾隆。这种“提线木偶”般的处境，迫使嘉庆采取迂回策略。
第一步：韬光养晦，麻痹和珅。嘉庆在乾隆生前对和珅表现恭顺，甚至接受其贿赂（如和珅曾向还是皇子的嘉庆献玉如意）。这种“示弱”策略，使和珅误判嘉庆缺乏威胁，从而放松警惕。
第二步：构建替代班底。嘉庆暗中提拔王杰、董诰等清流官员，同时利用刘墉、朱珪等与和珅有矛盾的大臣，形成反和珅联盟。例如，刘墉虽在和珅掌权期间“委蛇其间”，但嘉庆仍命其参与查办和珅案，利用其经验与威望。
第三步：等待致命时机。嘉庆深知，除掉和珅需满足两个条件：乾隆去世、财政危机爆发。乾隆驾崩后，国库因六次南巡、镇压白莲教起义已濒临枯竭。和珅的巨额家产（约8亿两白银），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唯一选择。
三、和珅的致命误判：权力真空期的认知盲区
和珅的失败，核心在于对权力真空期的误判。他错误地认为：
乾隆庇护的延续性：和珅低估了乾隆去世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乾隆虽死，但其留下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而嘉庆作为唯一合法继承人，必然通过清算和珅树立权威。
嘉庆的威胁性：和珅认为嘉庆性格“平庸”，不足为惧。但他忽视了嘉庆作为皇帝的合法性需求——新君即位，必须通过清除前朝权臣证明自身权威，这是封建王朝的政治铁律。
财政危机的紧迫性：和珅未意识到，嘉庆除掉他不仅是政治需求，更是经济刚需。白莲教起义耗资巨大，国库空虚，和珅的家产成为嘉庆的“救命钱”。例如，嘉庆在查办和珅后，立即用其家产填补军费缺口，稳定了局势。
四、历史回响：权力交接的制度性困境
和珅之死，暴露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交接的致命缺陷：
人治依赖：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个人意志，缺乏制度化传承机制。乾隆的权威消失后，和珅的权势随之崩塌。
权力真空风险：新君即位与旧臣退场的衔接期，极易引发权力斗争。嘉庆通过迅速清算和珅，避免了更激烈的冲突，但这种“人治”手段无法根治体制弊端。
腐败的恶性循环：和珅的贪腐虽被清算，但嘉庆未能建立反腐制度，导致其死后官场腐败愈演愈烈。15年后，嘉庆不得不承认：“除掉和珅并未带来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