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是明朝末年时期的大臣与诗人，晚年号苦庵，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明朝末年，大明王朝受困于关外和关内两处战场无法自拔，关外的清军时不时进关劫掠，关内的农民军屡剿不灭。中央朝廷财政崩溃，整个北方都被打成一片空地。崇祯不断的更换内阁大臣，寄希望于新人能有新的战略高招，能将大明朝这架破车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在这种局面下，一个叫杨嗣昌的大臣在崇祯九年当上了兵部尚书，后又入内阁为大学士，主持内、外剿寇事宜。
杨嗣昌从战略角度考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四正六隅、联合围困”的两大战略方针。即和关外满清媾和，集中精力先对付内部的农民起义军，集合数省官军之力，挤压农民起义军的流动作战空间，再聚而歼之。而要达到消灭农民起义军的这个战略目标，就需要增加官军数量，人数增加了，军费自然也要增加。
杨嗣昌在崇祯十二年给皇帝出了个注意，从各地抽调兵员共七十万用以剿贼，然后增加一项“剿饷”税共计七百万两用作军费。杨嗣昌经过计算，得出结论是，即使增加七百万两税收，相比较大明朝庞大数量的土地来说，每亩地加不了多少钱，算上新增加的“剿饷”税，大明朝的税收依旧低于唐、宋两朝。崇祯皇帝一听也觉得不错，几百万两税银摊到数亿亩耕地上的确没多少，就同意了杨嗣昌的建议。
崇祯皇帝和杨嗣昌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个“剿饷”税使得农民起义军会越来越强大。明朝末年耕地有数亿亩是不假，平摊的税费不多也不假，但是杨嗣昌做为士大夫的一员，自动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皇族、士大夫和士绅们的土地是不用交税的，而这些人所占据的土地却几乎达到了所有耕地的八、九成之多。所以实际上这七百万“剿饷”税还是只有那少数的底层农民去交，算到他们头上就要老命了。自崇祯十二年杨嗣昌提出这个增加“剿饷”税的建议后，更多交不起税费的农民被迫加入到各地起义军中，农民起义军从此一直到崇祯朝灭亡就再也没有衰弱过，大明朝这架悬崖边上的破马车更加的摇摇欲坠。
坦率的讲，杨嗣昌提出的两大战略方针没错，在当时的环境下，明朝确实已经无力两面作战，专注于一个战略方向大概是唯一能起死回生的办法。增加的“剿饷”税也确实不算多，但前提是必须官绅一体纳税。杨嗣昌在当时的朝廷中，也算得上是能臣，即使他有着诸多缺点，比如参与陷害卢象升并直接导致其战死。这个以孝道闻名让崇祯信任的大臣(杨嗣昌曾经上书愿意替获罪的父亲杨鹤顶罪)提出了正确的战略，却使用了错误的方法。也许他并不知道摊派的税收是摊在极少数土地上面，也许知道但身为士大夫的一员却无法背叛这个团体。他促使崇祯皇帝同意并付诸实施的增加“剿饷”税的建议狠狠的把大明朝往死亡的路上推了一把，大明朝从此无力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