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统治中国的蒙元政权出现了末日迹象。
因为他们的民族压迫政策已经把中国这个大气球压到爆炸临界点。
在蒙元帝国，上等人是蒙古人，下等人是汉族人。在这个帝国里，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可以随意欺压剥削汉人。法律规定，汉人被蒙古人打，不得还手，蒙古人把汉人打死只需赔条驴钱。蒙元帝国对汉人实行户保制，十户百户一保，保长必须是蒙古人，一个蒙古户长管理百户汉族家庭，在这个村子里，汉族村民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去孝敬管理他们的蒙古人。甚至还有“汉族新娘初夜权须奉献给蒙古户保长”一说。
蒙元王朝自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一共传了十一个皇帝。到了1351年元顺帝统治的这般时候，不仅政治腐败透顶，民族压迫日重，而且还突然传出一个让汉族人崩溃的“新政”——蒙元权臣伯颜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永久解决掉汉人的反抗能力。这个绝望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北南汉人都禁不住骚动起来，群情激愤。但是羊无头不走，雁无头不飞，他们需要一个带头人，率领他们起来自救。
天生具有“煽动能力”的韩山童出现了。史料记载，韩山童是栾城人，现在的栾城是个县，隶属石家庄市。也就是说，韩山童是个河北农民。韩山童的爷爷是个教书先生，擅长布道传教，受爷爷熏染，韩山童略通文墨，且敢作敢为。目睹蒙元暴政，他立志造反。以传统的传教形式酝酿起义，他将三大宗教：本土白莲教、弥勒教与波斯舶来的摩尼教（汉语译为“明教”）整合一处，成为红巾军主要教义。
韩山童以教主的身份宣称：只要弥勒下生，明王出世，汉族百姓就可以翻身。
虽然韩山童的“煽动”能力很强，对陷入绝境中的广大汉族农民吸引力很大，但是说归说，做归做，从“煽动”到“扯旗造反”，尚有鸿沟。
河北人韩山童直到遇到安徽人刘福通之后，干大事的想法才化为行动。刘福通，颍州人，今属安徽阜阳。刘福通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是个富家子弟，在元朝担任小吏，比一般汉人混得好。但他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胸怀大志。他对蒙古人的民族压迫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主动去职，寻求同志一道反元干大事。韩山童在传教途中结识了刘福通，就像思想家遇到军事家，立刻产生了化学反应。他与刘福通一拍即合，把思想化为行动。
元朝末年，中国母亲河再闹水患。于是政府督导的黄河治水工程正式开始，工程的重点是在黄陵岗开凿白茅新河——自黄陵岗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以把黄河勒回故道。整个工程于公元1351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开始，七月间凿成河道，八月间决水入渠，九月间通行舟楫。《元史•河渠志》中对此有一段评价：“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脱脱能体上意，不惮焦劳，不恤浮议，为国拯民。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乘其精神胆气之壮，不惜劬瘁，不畏讥评，以报君相知人之明。”说这项大工程，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整治水害水利工程，一旦建成，功在千秋。然而，正是这项了不起的工程，耗费大量民力，强征民工15万，劳民伤财，雪上加霜，从而奏响了元末天下大乱的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