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将80岁的宰相张柬之推上历史风口浪尖。这位由狄仁杰举荐、历经武周与李唐两朝的老臣，为何在武则天已立李显为太子且年老体衰之际，仍选择以武力逼宫的方式终结其统治？这场政变背后，交织着权力制衡的迫切性、李唐宗室的血海深仇，以及儒家士大夫对正统的执着坚守。
一、权力真空的危机：张氏兄弟的野心与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崩塌
武则天晚年沉溺于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的谄媚，将朝政大权尽数下放。这对出身市井的兄弟迅速膨胀，不仅在洛阳集仙殿构建私人权力网络，更将触角伸向皇位继承。史载张昌宗曾公然宣称：“陛下功德浩大，早已超越了太宗皇帝。”其潜台词直指武则天应突破传统继位规则，将皇位传于武氏宗族。
更致命的是，二张与李唐宗室结下死仇。701年，他们诬陷太子李显之子李重润、女儿永泰郡主及女婿武延基“窃议其事”，导致三人被武则天逼死。这一事件彻底撕裂了李武两家的脆弱平衡，也让张柬之等老臣看清：若不提前铲除二张，待武则天驾崩，张氏兄弟极可能伪造遗诏，扶立武三思等武氏子弟，彻底断送李唐复兴希望。
二、道义责任的重压：儒家士大夫的“忠君”悖论
张柬之的背叛，本质上是儒家伦理与现实政治的激烈碰撞。作为狄仁杰、姚崇举荐的宰相，他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熏陶，但武则天晚年的一系列举动已让这种忠诚陷入两难：
对李唐正统的坚守：武则天虽立李显为太子，却始终未明确还政时间表，甚至在病重时仍让二张把持宫禁。对张柬之而言，等待武则天自然死亡意味着将李唐命运交予奸佞之手，这与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背道而驰。
对旧主复仇的执念：张柬之早年曾任李素节王府仓曹参军，而李素节因被武则天忌惮，最终以谋反罪名被杀，九子殒命。这段经历让张柬之对武则天政权存有私怨，政变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旧主雪恨。
对朝纲崩坏的警觉：二张掌权期间，朝中忠良如魏元忠等被贬逐，酷吏政治死灰复燃。张柬之曾痛陈：“张氏兄弟结党营私，朝政腐败，若不铲除，天下将重蹈来俊臣乱政之覆辙。”这种对政治清明的追求，迫使他选择激进手段。
三、政治博弈的必然：高龄宰相的“最后一搏”
张柬之发动政变时已80岁高龄，其决策逻辑中包含强烈的现实考量：
时间窗口的紧迫性：武则天病重期间，二张已开始秘密联络武三思，试图控制禁军。张柬之深知，若不抢在武则天咽气前行动，政变将失去合法性基础——毕竟，武则天生前未明确废黜李显。
权力网络的构建：作为资深政治家，张柬之早有布局：他提拔杨元琰为禁军统领，说服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加入，并联合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宫廷势力，形成覆盖朝堂与禁军的政变网络。这种精密筹划，显示出其对武则天防线的深刻洞察。
对李显软弱的弥补：太子李显性格懦弱，政变前曾躲藏东宫称“日后再图此事”。张柬之不得不以“清君侧”为名，强行将李显推上前台，既利用其合法身份，又弥补其领导力不足的缺陷。
四、历史评价的辩证：背叛者还是复兴者？
神龙政变后，张柬之虽被封汉阳王，却很快被武三思诬陷流放，最终病逝途中。后世对其评价呈现两极：
肯定者认为，他以耄耋之躯挽救李唐江山，避免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女皇传承引发的更大动荡。唐睿宗、唐玄宗均追封其为“司徒”“忠孝公”，肯定其“再造唐室”之功。
批判者则指出，政变本质是权力集团的内斗，张柬之未能彻底清除武氏势力，导致后续韦后之乱、太平公主专权等连锁危机。
然而，若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张柬之的选择实为必然：当武则天晚年陷入权力真空，当二张野心威胁王朝根基，当李唐宗室面临灭顶之灾，这位老臣只能以最激烈的方式，完成对儒家道义的坚守与对政治责任的担当。他的“背叛”，恰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群体在权力漩涡中，为维护正统与秩序所做的最后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