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夷行（？—844年），字周道，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唐朝中期宰相，牛李党争中李党的核心人物。他以进士及第开启仕途，历经侍御史、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等职，最终官至检校司空、河中节度使，追赠司徒。其政治生涯与晚唐党争紧密交织，既展现了士大夫的操守与锋芒，也折射出中唐政治的复杂生态。
一、出身名门，科举入仕的精英之路
陈夷行出身颍川陈氏，这一家族自南朝以来便是中原高门，世代簪缨。他自幼饱读诗书，元和七年（812年）登进士第，此后以“清慎”著称，逐步进入仕途。早年历任侍御史、虞部员外郎等职，在东都洛阳任职期间，以严谨的治事风格崭露头角。大和三年（829年），他被召入长安任起居郎、史馆修撰，参与编修《宪宗实录》，这一经历不仅锤炼了他的史笔，更使其对朝廷典章制度有了深刻理解。
太和五年（831年），陈夷行升任吏部郎中、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近臣。他兼任皇太子侍读时，每五日入长生院为太子讲经，因“言必体要，行归于周”的作风，获赐绯衣牙笏，跻身朝廷核心决策层。这一阶段，他以“孤直”性格闻名，常在御前直言进谏，甚至因言辞激烈遭同僚侧目。
二、党争漩涡中的宰相生涯
开成初年：李党旗手的崛起
开成二年（837年），陈夷行以工部侍郎拜相，加授同平章事。此时牛李党争已趋白热化，他与郑覃同属李党，与牛党代表杨嗣复、李珏形成尖锐对立。朝堂上，双方围绕人事任免、政策制定展开激烈交锋。例如，在讨论是否将贬谪的牛党领袖李宗闵升迁时，陈夷行援引唐玄宗时奸相李林甫的典故，痛斥李宗闵“养成甘露之变罪人郑注，罪恶胜过李林甫”，甚至以舜逐四凶的典故，主张严惩朋党。
开成四年：罢相与复起
陈夷行的强硬态度引发唐文宗不满。开成四年（839年），文宗在延英殿议政时，陈夷行直言“宰相所录，恐掩蔽圣德，自盗美名”，暗指杨嗣复等人专权。此言激化矛盾，文宗最终罢免其相位，外放为华州刺史。然而，随着唐武宗继位，李党领袖李德裕入主中枢，陈夷行迅速复相，再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这一时期，他参与平定回鹘嗢没斯部内附事件，虽因反对接纳降部与李德裕产生分歧，但仍以“步骑一千守翼城”的军事行动支持讨伐昭义军刘稹的战役，展现了文武兼资的才能。
三、政治理念与行事风格
1. 反对权臣专擅，维护皇权集中
陈夷行始终将“君权至上”作为政治信条。开成三年（838年），他针对杨嗣复等人的集权倾向，直言“陛下不可移权与人”，并以唐太宗任用房玄龄、魏徵十六年未失道的典故反驳杨嗣复的“用人不疑”论，强调“若交给邪佞，一天都嫌多”。这种立场使其成为皇权与相权博弈中的坚定捍卫者。
2. 严守法度，不徇私情
在处理具体政务时，陈夷行以“不私”著称。文宗欲赏赐奏对有功的拾遗宋邧，他谏止道：“谏官本分而已，若因一事加官进爵，恐滋生私心。”此言虽遭文宗“无私”反驳，却凸显其以制度为本的为政理念。
3. 孤直性格与政治困境
陈夷行的强硬作风使其在党争中屡遭孤立。开成四年，郑覃在延英殿感叹“开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渐不如前”，暗指杨嗣复、李珏败坏朝政。陈夷行随即附和，却引发文宗反感，最终导致双双罢相。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既源于对李党理念的坚守，也暴露出其在复杂政治生态中的生存困境。
四、历史评价与身后影响
陈夷行的政治生涯，是晚唐党争的典型缩影。史家刘昫在《旧唐书》中评价他“章疏议论，绰有端士之风”，却也指出其“互生倾夺，竞起爱憎”的局限性。李德裕对其推崇备至，称其“言必体要，行归于周”，但这种理想化的政治人格，在牛李党争的泥沼中终究难以施展抱负。
会昌四年（844年），陈夷行病逝于河中节度使任上，追赠司徒。他的结局，既是个体命运的悲剧，也是中唐政治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作为李党代表，他试图以“清流”姿态挽救颓势，却无法突破朋党政治的桎梏。其生平事迹，为后世理解晚唐政治生态提供了珍贵样本，也警示着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生存智慧。
